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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態馬克思主義研究的一部最新代表作

                ——評齋藤幸平的《卡爾·馬克思的生態社會主義》

                作者:劉仁勝   發布時間: 2020-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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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齋藤幸平(Kohei Saito)在德國洪堡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現為日本大阪市立大學副教授。在參與編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證版第二版(MEGA2)的過程中,齋藤幸平發現了馬克思研究生態環境問題的大量相關科學資料,繼而發表了《馬克思的生態筆記》等系列文章。2015年,齋藤幸平在德國出版了其博士論文《自然反對資本:馬克思的生態學——未竟的資本主義批判》(Natur gegen Kapital:Marx kologie in seiner unvollendeten Kritik des Kapitalismus)。2017年,在博士論文的基礎之上,齋藤幸平在美國出版了《卡爾·馬克思的生態社會主義:資本主義、自然與未竟的政治經濟學批判》(Karl Marx's Ecosocialism: Capital, Nature, and the Unfinished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英文版。2018年,該書獲得以馬克思主義研究為主題的“多伊徹紀念獎”(Deutscher Memorial Prize)。2019年,該書日文版在日本出版。目前,《卡爾·馬克思的生態社會主義》一書已經成為西方生態馬克思主義學派的代表性著作之一。

                一、西方生態馬克思主義發展的三個階段

                西方生態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大致經歷了三個歷史階段,每個階段都在探討馬克思主義與生態危機之間的理論關系。

                第一階段,用生態危機理論取代經濟危機理論。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西方經濟經歷了長達20多年的快速發展。在這一時期,環境公害事件的頻頻發生催生了世界性的生態環境運動。第一代生態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危機理論已經無法解釋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繁榮和環境災害同時存在的現象,因此需要對其進行補充或修正。他們嘗試用生態危機理論取代經濟危機理論,故而正式提出了生態馬克思主義理論。生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創建以法蘭克福學派學者威廉·萊斯(William Leiss)的兩部著作《自然的控制》(The Domination of Nature,1972)和《滿足的限度》(The Limits to Satisfaction,1976)的正式出版為標志。同時,美國生態馬克思主義者霍華德·帕森斯(Howard L.Parsons)在《馬克思和恩格斯論生態學》(Marx and Engels on Ecology,1977)中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態思想和生態方法進行了初步探索。

                第二階段,建立經濟危機和生態危機并存的雙重危機理論。

                從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西方發達國家出現的經濟滯脹危機促使第二代生態馬克思主義者開始構建雙重危機理論,即資本主義國家仍然存在經濟危機,同時也存在生態危機;是經濟危機導致了生態危機,而生態危機延緩了經濟危機,但又蘊含著更大的經濟危機。在這一理論中,詹姆斯·奧康納(James O’Connor)的《自然的理由: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研究》(Natural Causes: Essays in Ecological Marxism,1997)最具代表性。同時,法國學者安德烈·高茲(Andre Gorz)在《經濟理性批判》(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1988)中也開始反思經濟理性對生態環境的破壞作用。德國學者瑞尼爾·格倫德曼(Reiner Grundmann)則在《馬克思主義與生態學》(Marxism and Ecology,1991)中開始嘗試構建馬克思主義生態學。

                第三階段,建構馬克思的生態學。

                面對全球性生態危機,在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第三代生態馬克思主義者開始系統地建構馬克思的生態學,試圖揭露全球性生態危機的資本主義本質。其中,以保羅·伯克特(Paul Burkett)的《馬克思與自然:一種紅綠視角》(Marx and Nature: A Red and Green Perspective,1999)、約翰·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的《馬克思的生態學:唯物主義與自然》(Marx’s Ecology: Materialism and Nature,2000)和《生態革命》(The Ecological Revolution,2009)以及齋藤幸平的《卡爾·馬克思的生態社會主義》四部巨作為代表性著作。在《卡爾·馬克思的生態社會主義》中,齋藤幸平總結了21世紀以來生態馬克思主義的最新發展,以MEGA2中的自然科學筆記為基礎,從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角度闡述了構建馬克思的生態學的可能性和現實性,試圖從政治經濟學入手探索生態社會主義建設之路。

                二、馬克思的生態學何以成立

                對于馬克思是否具有生態思想以及馬克思的生態思想是否具有系統性、是否有助于解決全球性生態危機等問題,國內外學術界持有不同的觀點,甚至在生態馬克思主義學派內部也存在著分歧。為了回答上述問題,作為生態馬克思主義最新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卡爾·馬克思的生態社會主義》一書從邏輯上闡釋了以下三個問題:第一,馬克思是否具有系統性的生態思想?第二,政治經濟學如何與生態學相結合?第三,馬克思的生態學何以成立?

                首先,在“序言”部分,齋藤幸平簡要回答了馬克思具有生態思想、馬克思的生態思想具有系統性兩個問題。

                在國際學術界,大部分社科學者至今仍將歷史唯物主義視為“普羅米修斯主義”或“過度的工業主義”,即將技術進步和經濟發展作為歷史進步的無限動力,認為人類能夠任意支配外部自然。但是,大規模生產和消費的最終結果必然對生態系統造成毀滅性破壞。其實,第一代生態馬克思主義者已經注意到資本主義經濟的長期繁榮與生態危機之間存在著必然聯系,因此才嘗試運用生態危機理論取代經濟危機理論。隨著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和生態危機的同時爆發,第二代和第三代生態馬克思主義者又及時補充并糾正了第一代生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不足之處,構建出雙重危機理論和馬克思的生態學理論。

                齋藤幸平敏銳地發現了人們對馬克思的生態思想產生誤解的關鍵原因。他引用第三代生態馬克思主義者伯克特的觀點,從宏觀層面闡述了馬克思主義批判理論所具有的生態批判意義,即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和對社會主義的向往最有利于當今社會反思資本主義造成的全球性生態危機。在微觀層面,齋藤幸平將福斯特提出的“新陳代謝斷裂”(the metabolic rift)理論作為馬克思系統性生態思想的關鍵節點。第二代生態馬克思主義的支持者們普遍認為,馬克思無疑具有生態思想,但卻缺少系統性,“新陳代謝斷裂”理論只具有“天啟式”意蘊而無現實意義。齋藤幸平否定了這種觀點,認為馬克思通過“新陳代謝”概念有意識地與任何形式的普羅米修斯主義劃清了界限,并開始將生態危機看作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根本矛盾。

                今天,在生態帝國主義研究、生態女性主義研究和海洋生態學研究等眾多領域,馬克思的“新陳代謝”思想已經貫穿其中,用以揭示資本主義破壞生態環境的微觀機制。齋藤幸平特別將娜奧米·克萊恩(Naomi Klein)的《改變一切:資本主義與氣候》(This Changes Everything: Capitalism vs the Climate,2014)一書作為馬克思主義具有生態批判精神的重要證據,因為克萊恩將氣候變暖等全球性生態危機直接歸咎于資本主義制度,并在分析資本主義與生態危機的關系時采用了“新陳代謝斷裂”理論的方法和觀點。在此基礎上,齋藤幸平在《卡爾·馬克思的生態社會主義》中通過“生態學與經濟學”和“‘馬克思的生態學’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證版”兩個獨立的部分,進一步論述了“政治經濟學如何與生態學相結合”和“馬克思的生態學何以成立”兩個問題。

                其次,在“第一部分:生態學與經濟學”中,齋藤幸平創造性地將政治經濟學與生態學結合起來。

                第一代生態馬克思主義者帕森斯在《馬克思和恩格斯論生態學》中寫道:在恩斯特·?藸枺‥rnst Haeckel)創造“生態學”概念之前,馬克思已經洞悉了生態學方法。確實,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就已經把人與自然的關系作為異化理論的核心主題加以研究,并把人道主義與自然主義的融合作為未來共產主義的基本特征。

                但是,齋藤幸平認為,馬克思并非一開始就必然具有生態學思想,相反,他的理論有時確實具有唯生產力主義的特征。不過,馬克思后來發現了其早期方案的不足之處,即只以哲學思想反抗異化現實。因此,他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使用“新陳代謝”概念來研究人與自然的關系,將自然環境的退化作為資本主義矛盾的表現形式來批判。馬克思在《倫敦筆記》中首次使用了“新陳代謝”概念,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和《資本論》中更加詳細地說明和運用了這一概念!靶玛惔x”概念不僅使馬克思能夠理解人類生產超越歷史的自然條件,而且使他得以研究現代生產制度和生產力發展過程中自然條件的歷史性轉變。齋藤幸平將“價值”和“物化”作為兩個關鍵范疇,將“新陳代謝”理論作為政治經濟學邏輯體系的關鍵紐帶,闡明了馬克思的生態批判在整個《資本論》體系中的系統性特征。

                簡而言之,馬克思以“物化”這一經濟范疇為中介,研究了資本主義生產如何利用自然來滿足資本積累最大化的需求,闡釋了資本主義生產對普遍存在的各種新陳代謝關系的扭曲如何必然導致社會危機和生態危機。齋藤幸平認為,馬克思的生態學將政治經濟學與生態學融合在一起,從而有助于正確理解各種“經濟形態”與“物質世界”之間的相互作用,為分析當今全球性生態危機提供了有效的方法論基礎。

                最后,在“第二部分:‘馬克思的生態學’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證版”中,齋藤幸平提供了馬克思研究生態問題的大量科學資料,使馬克思的生態學最終成為可能。

                雖然馬克思的生態學能夠解釋資本主義與全球性生態危機之間的本質聯系,但任何輕言馬克思的生態學具有科學性和系統性的結論都為時尚早。因為,如果沒有政治經濟學與生態學的科學融合,任何社會變革都有可能建立在唯心主義歷史觀的基礎上。在1867年出版《資本論》第一卷后,馬克思用了長達15年的最后歲月去研究各種自然科學,即使在違約的情況下也沒有急于完成《資本論》的后續寫作計劃。原因何在?在參與編輯MEGA2的過程中,齋藤幸平發現了馬克思研究生態環境問題的大量科學資料,證實了這些科學資料與政治經濟學和生態學之間的有機聯系,為進一步闡述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與生態學的科學融合提供了第一手材料。MEGA1并沒有重視這些科學筆記,更沒有發現這些筆記對政治經濟學和生態學的學術價值。齋藤幸平認為,正是這些科學筆記——齋藤幸平稱之為“生態筆記”——揭示了生態問題在馬克思思想中所占有的重要位置,也正是這些科學筆記闡明了歷史唯物主義并非“普羅米修斯主義”和“唯生產力主義”。

                事實上,馬克思并沒有就社會主義的未來空想出一幅烏托邦圖景——生產力可以無限增長,人類可以自由地控制自然;相反,他清醒地認識到自然的限度,并將資本與自然之間復雜而緊張的關系作為資本主義的主要矛盾。比如,在為地租理論做準備期間,馬克思閱讀了各種自然科學著作,其中尤斯圖斯·馮· 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的《農業化學》為他批判李嘉圖的“收益遞減規律”提供了科學基礎。

                馬克思共留下大約250多本筆記,其中三分之一是在最后15年所做的記錄,而且半數屬于自然科學筆記,涉及生物、化學、地理、地質、土壤、礦物、農學、畜牧、林業等眾多學科。生態學屬于一門綜合科學,基本上可以涵蓋政治、經濟、文化、科技、歷史、文學等人類所有知識領域。當然,生態學首先是一門自然科學,馬克思的眾多科學筆記正是他試圖創建馬克思的生態學的見證。

                從地租理論開始,在借助李比希的農業化學理論批判李嘉圖的“收益遞減規律”時,馬克思發現李比希的土壤枯竭理論有可能與馬爾薩斯人口論合流,于是,他又根據卡爾·弗臘斯(Karl Fraas)的沖積土理論批判土壤枯竭理論的缺陷。馬克思不僅發現了森林的生長周期無法滿足縮短資本周期的需求,而且預見了森林消失對氣候變化的影響。他認為,長途貿易將土地養分運往大城市,而大城市消耗養分所產生的廢棄物無法回歸土地,這就不僅造成了城鄉對立,而且造成了人類與自然之間新陳代謝關系的斷裂。因此,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開始將有意識地、可持續地控制人類與自然之間的新陳代謝關系作為社會主義的基本任務。

                三、齋藤幸平新書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在以往的生態社會主義理論著作中,無論是戴維·佩珀(David Pepper)在《生態社會主義:從深生態學到社會正義》(Ecosocialism: From Deep Ecology to Social Justice,1993)中倡導的生態社會主義,還是喬爾·克沃爾(Joel Kovel)在《自然的敵人:資本主義的終結還是世界的終結?》(The Enemy of Nature: The End of Capitalism or the End of the World?,2000)中設想的生態社會主義,均由于缺少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而更多地流于各種生態運動形式,難以為解決全球生態危機找到一條切實可行的道路,甚至成為資本主義破壞生態環境的合作者和同謀者。而齋藤幸平的《卡爾·馬克思的生態社會主義》既汲取了生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研究成果,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進一步完善了馬克思的生態學理論;同時也汲取了生態社會主義研究的積極成果,提出了通過馬克思的生態學來實現生態社會主義的初步設想,從而將傳統的生態社會主義從民主社會主義導向科學社會主義。

                法蘭克福學派的伊林·費切爾(Iring Fetscher)在《論人類的生存環境:兼論進步的辯證法》(“Conditions for the Survival of Humanity: On the Dialectics of Progress”,1978)一文中首次提出了“生態文明”(Ecological Civilization)的概念,并將其正式定義為“工業文明”之后的文明形態。美國能源學家羅伊·莫里森(Roy Morrison)在《生態民主》(Ecological Democracy,1995)和《生態文明:2140》(Eco Civilization 2140,2006)兩部著作中進一步設想了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建設“生態文明”的各種途徑和方法。但是,如果沒有歷史唯物主義和政治經濟學重新規劃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就不可能徹底實現生態文明。因此,正如《卡爾·馬克思的生態社會主義》一書的副標題 “資本、自然與未竟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所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將“生產——消費——廢棄”的單向生產和消費模式改造成“生產——消費——廢棄——再利用”的循環經濟模式,緩和并克服“資本”與“自然”之間的固有矛盾,“政治經濟學”責無旁貸、任重道遠。

                中國學者在20世紀80年代初就已經獨立地提出了“生態文明”概念。黨的十七大報告將“生態文明”列入國家發展戰略。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得以確立,中國的生態環境質量明顯改善,惡性生態環境事件得到遏制,生態文明建設初見成效,“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生態興則文明興”、“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千年大計”等生態思想日漸深入人心。在這一大背景下,閱讀齋藤幸平的《卡爾·馬克思的生態社會主義》一書將別有一番風味。

                [劉仁勝: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四研究部]

                (來源:《信息資料參考》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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